凯瑟琳·奥佩，《弗利珀、坦妮娅、克洛伊和哈丽特，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1995年
作者：aperturewp｜来源：Aperture
在我三十二年的摄影教学生涯中，与学生一起工作从未与我的其他艺术实践割裂；它始终是一项平行推进、却又与创作深度交织的实践。回望过去，真正令我触动的并非某一次顿悟，而是在教室、工作室、走廊和办公室里不断累积的谈话与共同发现。我的新书属于 Aperture 的“摄影工作坊系列”，它诞生于一个集体空间：与其说这个空间由等级关系界定，不如说它建立在探究、好奇与交流之上。
这个项目开始时，我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阐明教学在本质上的协作属性。的确，我拥有自己的经历和系列作品，它们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我与学生沟通的方式；但我从未想通过教学来推广自己的观点。对我而言，教学存在于关系之中，也存在于对话之中。我不认为艺术家应当通过灌输单一视角来教育他人。相反，摄影教学是在邀请学生细看世界与图像，继而相信自己所注意到的事物，并由此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凯瑟琳·奥佩，Justin Bond，1993
凯瑟琳·奥佩，Alistair Fate，1994
本书以我与五位昔日学生的长期对话为结构主轴：Lucas Blalock、Janna Ireland、Paul Mpagi Sepuya、Jeff Whetstone 和 Carmen Winant。如今，他们都已成为教育者，并继续拓展各自所受的影响、所关注的问题与教学方法。我们的对话呈现的，不只是五段彼此独立的个人叙事，更是一幅关于知识、指导关系与艺术史如何跨越代际流动并产生回响的图景。没有人是在独自教学，正如没有人是在独自创作。成为教师，意味着进入一条从一个人延伸至另一个人的传承脉络；每当新的创作者加入，这条脉络都会被重新塑造。我们每个人的作品，都在为这场持续进行的讨论贡献新的回声。
课堂常被想象成一个由大师发言、学生聆听的空间。但真实的课堂完全不同：它充满不可预测、持续变化的能量，也容纳模糊与新发现。在这里，权威被质疑的频率不亚于它被遵从的频率；教师投入的注意力并不比学生少；集体的声音共同决定探究的方向。由此，课堂成为一个共同体，而我在其中的角色，是引导者、见证者，也是共同研究者。
每张照片都包含一个问题。每位艺术家永远都是学习者。每间教室都是一个多重声音彼此交叠的空间。
学生带着各自的历史进入课堂——个人的、政治的与审美的历史；摄影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表达这些历史的方式。很多时候，他们甚至尚未弄清自己真正想提出什么问题。我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空间，让他们学习如何观看，而不是被告知应该看见什么。
凯瑟琳·奥佩，Sky and Mike, Cruising, 1992，1992/2024
凯瑟琳·奥佩，The Gang，1990
在数十年的课堂教学中，我看到一代又一代学生带着对“摄影是什么、摄影能做什么”的不同预设走进来。模拟与数字界线的消解、社交媒体的兴起，以及公共与私人图像边界的变化，都重塑了年轻艺术家理解自身作品的方式。如今，图像在世界中流动的速度，早已不同于我刚开始摄影时的时代。然而，那些根本问题依然存在：图像会产生什么作用？它们的观众是谁？我们如何在不剥削世界的前提下再现世界？又如何在不剥削他人的前提下再现他们？艺术家如何长期维持创作实践？我们应该从谁或什么事物中获得启发？
在我与 Paul、Carmen、Lucas、Janna 和 Jeff 的谈话中，“影响”反复成为一个核心主题。在艺术院校里，学生常被告诫要警惕影响，仿佛它会威胁原创性。事实却是，所有艺术都源于某些曾被学习、观察或吸收的事物。影响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继承。
凯瑟琳·奥佩，Oliver in a Tutu，2004
凯瑟琳·奥佩，Chicken，1991
我早期的作品深受 20 世纪 70—80 年代影响：一方面来自探讨政治与文化可见性的先锋学术文本，另一方面来自 Barbara Kruger、Martha Rosler 等艺术家的观念实践——她们将图像、语言与批判紧密相连。但每一代人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人物谱系与参照体系。Lucas 提到一些教师如何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塑造了他的思考；Carmen 描述了一些艺术家如何在她尚未意识到自己正在接受教导之前，就已改变了她的方法；Paul 讲述自己如何在同辈与摄影名家的示范中，学会把图像作为物件来欣赏；Janna 回顾严谨的历史研习如何帮助她理解叙事与形式；Jeff 则讲述风景、环境与文化记忆的交汇如何引导他的道路。他们的经历共同构成一份共享且持续演变的档案。
凯瑟琳·奥佩谈身份与集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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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开放而深入的对话，探讨与他人协作如何帮助形成个人艺术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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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谈中，关于如何建立艺术人生的现实问题也反复浮现。学生常以为艺术事业只靠灵感就能维持，但真正长期实践过的人都明白，耐力、结构与纪律同样不可或缺。成为艺术家是一项长期承诺：它需要耐心，也需要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因此，教学必须坦诚讨论劳动与经济现实，以及艺术家所处的复杂制度结构。维系创作实践，依靠的是日复一日观看、思考与制作所积累的时间；而建立一种艺术人生，则需要另一种现实智慧。
在我们的交流中，我发现，共同的探究意识把我们六个人连接在一起。摄影艺术充满矛盾：它既机械又感性，既瞬时又具有历史性，既纪实又观念化。教授摄影，意味着接纳这些矛盾，而不是消除它们；也意味着鼓励学生提出那些没有预设答案的问题。
凯瑟琳·奥佩，Football Landscape #12 (Alice vs.W.B. Ray, Corpus Christi, TX)，2008
凯瑟琳·奥佩，AB 101 Demonstration, 1991，1991/2024
作为教育者，我们既继承历史，也会质疑并拓展它。我们延续各自所受的影响与当下最迫切的关切，为这条传承脉络不断添上新的篇章。尽管艺术实践各不相同，Carmen、Janna、Jeff、Lucas、Paul 和我都把教学视为一项深度协作、属于共同体的工作：它由院校、导师、同辈与学生共同塑造，而他们也不断向我们展示穿越这一媒介的意外路径。传递知识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问题如何被另一位创作者接过，并在其经验与时代中重新生成？当昔日的学生成为教师，对话随之扩展，循环也得以延续。
摄影正是依靠这些延续关系而蓬勃生长。每张照片都包含一个问题；每位艺术家永远都是学习者；每间教室都是多重声音交叠的空间。这本书既是向那些塑造了我三十年教学生涯的声音致意，也是在感谢一路支撑我的关系。
思考摄影教育的未来时，我无法忽视艺术院校所面临的变化。我曾就读的旧金山艺术学院（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在拥有漫长而深具影响力的历史之后关闭，这与其他同类机构的相继停办一样，是一种深刻的损失。SFAI 这样的地方孕育的对话与实验，是大型综合大学艺术系难以复制的。尽管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我依然相信 CalArts 这样的独立艺术院校不可或缺：艺术家需要一个能够理解创作多重复杂性的共同体，也需要一个围绕高强度工作室实践与专门批评机制建立的环境。对下一代艺术家而言，这些学校能否继续存在至关重要，因为他们需要把冒险、好奇与想象力置于教育核心的空间。我们的共同任务，是确保这些学校能够持续发展。
这本书见证了这类机构的遗产：它既映照我所接受的教育，也映照我曾给予他人的教育，并承认那些让艺术人生成为可能的共同体。课堂、工作室、作品讨论，以及彼此学习的集体实践，共同构成一条远远超越任何个人职业生涯的传承脉络。我希望，这些对话能以我们尚无法预知的方式产生共鸣、提供指引，并由那些重新想象摄影媒介未来的人继续下去。
凯瑟琳·奥佩，Untitled #10 (From Your Shore to My Shore)，2009 所有照片 © 艺术家；图片由洛杉矶 Regen Projects，纽约、香港、首尔及伦敦 Lehmann Maupin，Thomas Dane Gallery，以及奥斯陆 Peder Lund Gallery 提供
凯瑟琳·奥佩，Larkie, 2009，2009/2024
本文最初刊载于 Catherine Opie on Identity and Collectivity（Aperture，2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