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年代的一个下午，Harry Gruyaert 走进布鲁塞尔美术宫，看一场马格利特画展。门口有人拦住他：「这里不许拍照。」他只好把相机存进衣帽间，空着手走进第一个展厅。
就在那儿，他撞见一个光头男人——气场极强，恰好站在一幅「光头、戴圆顶礼帽的男子」画像前。那一刻，某种东西严丝合缝地咬合起来：画里的人与画外的人，彼此照映，成了镜像。Gruyaert 懊恼自己没带相机，转身冲回衣帽间，却把寄存牌弄丢了，足足争了十分钟才把相机要回来。
他把相机藏进夹克，从另一个入口溜回展厅，一路穿过一个又一个房间去追那个人。终于，在最后一个展厅，他追上了——男人正与一位女子并肩而立，一起凝望着墙上那幅画：一扇画着蓝天白云的窗，其中一扇窗扉向内推开，露出的却不是天空，而是一片漆黑的虚空。那是马格利特的《望远镜》（La Lunette d’approche，1963）。
暗厅里，只有一束聚光打在那幅画上。蓝天被点亮，成了全场唯一的光与色；而两个背对镜头的身影、四周的展墙，全都沉入暖褐色的暗影。Gruyaert 悄悄按下三四次快门。他从不和自己拍摄的人说话。
几年后，他的个展《比利时制造》恰好也在这同一座美术宫举办。策展人想用这张照片做海报，特地去征得仍然在世的马格利特夫人的授权。她很喜欢，甚至以为画面里那个女子可能是年轻时的自己——多半不是。海报印了出来，而照片里的光头男人究竟是谁，Gruyaert 始终不知道。
直到几个月后，一个布鲁塞尔的电话打来。「我就是你照片里那个光头男人。」对方随即提出一个古怪的请求：「这个周末，我想带全世界最美的姑娘来巴黎，请你为她拍一张照片。」Gruyaert 婉拒了——他说自己是街头摄影师，不拍肖像。男人随即挂断了电话。
三十年过去。又一个布鲁塞尔的电话打来，这次是一位女士。她说，照片里的那个男人已经去世，是她父亲最好的朋友——父亲即将迎来 95 岁生日，她想买下这张照片送给他。Gruyaert 便把当年那通电话的故事讲给她听：那个男人曾想带「全世界最美的姑娘」来巴黎拍照。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那一定就是我，」她终于开口，「可我已经不再美丽了。」
声音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伤。她再没有回过电话。Gruyaert 说，他本愿意把这张照片免费送给她。
于是，这张照片成了一件仍在生长的作品。马格利特画中那扇窗，分不清真假；而照片之外的人生，虚与实、身份与时间，也同样彼此叠映。一个男人，一生只被拍过这一次，却在镜头前与一幅画互为倒影；一个姑娘，曾是「全世界最美」，三十年后只剩电话那端一句轻轻的退场。两个背影，一扇通向虚空的窗——观看本身，在这里被拍成了一则关于真实与幻象的寓言。